我无意探讨此案“适用不适用死刑”本身。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国外的政府不能禁止个人在城市的经营，只是有地点、时间和方式的选择？为此，政府提供各种场所给市民自由经管，如采取跳蚤市场、夜市、周末市场和家庭庭院销售等。这种管理方式，本质就是“民生为重”。

　　很典型的是，发生在美国纽约市彭博市长身上的一件事。去年，纽约市交通局曾向市政府递交了一项“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想把原有“允许摊主出墙3英尺摆设摊位”的规定，修正为“……每年由交通局进行评估，对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出街摊位予以取缔，或者将终止核发及续发营业执照”。纽约市交通局的用意也并不坏，为“公共利益”考虑呗！可是，这个修正案一呈到彭博市长那里，彭博就立即明确表示：届时我将否决这项修正法案！

　　这位彭市长说到做到，真的就依法行使了对该修正法案的否决权。正因如此，他保全了纽约市内超过2000余家水果、蔬菜、烟杂、花铺等沿街摊点的“生命”。彭博市长的做法，立刻得到纽约市民及《纽约时报》等多家顶级媒体的一致赞许，幽默的美国人还拿他调侃了一把，说彭博市长是“美国城管的敌人”。其实“城管的敌人”说不上，但这次否决的背后，可是维系着纽约这个国际大都会2000多个普通美国家庭的生计。

　　这些普通百姓的生计，对于偌大一个城市来说，或许是“小事情”，但对于具体的每一个家庭来说，其实就关乎“生计”的天大事情。民生无小事，一分一厘其实都是民生之重。这对国际大都会纽约是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发展中”的城市来说更是如此。

　　一首动人的歌，是这样唱的：“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这首名为《把根留住》的歌曲，当然不是为小摊小贩所写的，但是，“四处奔波”的他们，在“追寻”什么？没有什么，只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生存。或许，生存背后，就是孩子艰难的读书求学，就是老妈苦痛的病重治疗，就是一家能交上房租、能在春节全家吃上一顿水饺、能在平时带孩子吃上“一碗阳春面”……

　　面对小贩崔英杰的判案，我想起了法学家罗斯科·庞德的理念。庞德认为，法律是对协调“彼此交叉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社会法学派的核心也就是“社会利益说”，强调法律是一种调节利益的“社会工程”，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认、确定、实现、保障各种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法的目的，就是在于实现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就是产生“最大多数的利益”，“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来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司法法律如果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那么，潜在的巨大问题就是：我们抵达和谐社会的路途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和谐主内，和平对外”，这是重要的“两和理念”。“和谐主内”甚至比“和平对外”更难实现。

　　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队员，这对小贩和城管来说，都是屏蔽了人生的巨大的“一片黑”。任何时刻，无论是作为民众个人还是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我们都要牢记民生重责，都要努力避免“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