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服务业增加值偏低与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其特征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物价低迷与生活负担沉重并存；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高储蓄率与高负债并存。这“四个并存”现象，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启动内需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然而，解决服务业和内需问题，也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解决，需要形成新思路。

我们知道，消费、投资和出口通常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三驾马车”中的“消费马车”跑得快一点，特别是在经过了所谓不同程度的“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出国留学考察热”乃至“进口高档消费品热”的洗礼后，人们的消费能量还应该在哪里才能释放,人们究竟还能挖掘出多少继续扩大内需的潜力?

这就需要我们分析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要善于抓住具有巨大消费潜力、与消费关系最直接的服务业了。从这点看，服务业要想又好又快地发展，政策扶持十分重要。自去年以来，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目前一些开始显露的迹象表明，要使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收到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启动新一轮内需的政策和实施范围，调整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

从凯恩斯的收入－需求理论来看，需求是收入的函数。在总量上，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实物消费品层面上，我们的人均实物商品消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大多数居民也许还没有达到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水平，但他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依然十分旺盛。

当然，解决内需问题要比解决外需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内需问题表面看起来是收入和购买力的问题，但这与社会中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和种种制度安排密切联系。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

但正是这大部分人（农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增长相对很缓慢。这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产品领域，对服务业等无形产品的消费能力很低。与此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游离出来后，由于我们存在城乡之间的就业户籍制度障碍，他们难以顺利进入第三产业。这也许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的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一直低于ＧＤＰ增长速度的原因之一。

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上，对外开放程度也不够，市场化的程度也不高。在服务业的许多方面，如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服务业还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上；有些领域的开放程度和范围都比较有限。如银行、高等教育和基本电讯服务市场等。

同时，我国的服务业构成复杂，且现状不一。有基本实现市场化的，如零售业；也有垄断或保护性质的，如金融业和电信业；还有属公共服务范畴的，如教育和医疗等。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居民消费已经逐步向服务业倾斜，部分潜在消费需求已经慢慢得到释放。因而，政府应该着重考虑如何令服务业与内需形成良好互动，使其二者能够相互促进。消费需求的有效支撑，才是服务业发力的最大引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出台引导政策时也应该对症下药，有的放矢。